金山农民画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

金山农民画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

金山农民画作为一个乌鲁木齐美术培训专有的具有一定内涵和外延的固定名词或文化现象,应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形成并不断丰富着,发展到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状态(从作者人数和作品数量质量方面考量) 。那么金山地区在70年代以前有没有农民画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是之前的农民画作者和作品分散在几个乡村,没有70年代中后期那种集中培训、集中展出的状态。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文艺思潮的影响,全国各地出现了倡导和普及大众民间文艺的一股热潮。在发现并提倡了以束鹿、邳县农民画为代表的群众性宣传活动以后,各地的文化馆站都在本地政府的支持下配合运动展开了工作,画炼钢、画阶级斗争、画生产、画各种各样的“理想”和“远景” 。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群众欣赏习惯,金山县出现了大量带有浪漫色彩的宣传画,并涌现出一批民间绘画积极分子。

1977年,枫围乡年轻的农民画家陈富林在墙上画壁画,画面中手拿画笔正面对着观众的姑娘就是金山农民画家代表之一的曹秀文。

1972年,枫围公社胜利大队青年陈富林、龚明华等画了一套“村史” ,在村里展出,很受农民欢迎。县文化馆对此非常重视,组织群众成立了美术学习班,并多次进行辅导,对全县农村青年美术爱好者进行培训,目的是开展群众美术活动,提高美术爱好者绘画水平,配合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

1974年,陕西户县农民画由文化部组织来上海美术馆展览,上海市文化局领导参观后,要求发动上海郊区农民向户县学习,进行美术创作。当时,金山县文化馆美术老师吴彤章等人就找了近10位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城镇青年)来文化馆参加美术学习班。但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农民,作品面貌还带有浓厚的学生气息,又因为学户县画风,所以画出的作品有些接近年画。虽然内容是反映金山农村、农民生活劳动的场景,但在当时的“文革”政治大背景下,仍难脱政治宣传画之窠臼,缺乏金山独特的生活气息和审美理想。作为金山文化馆农民画辅导老师的吴彤章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农民画,应该是一种现代的民间艺术,它一定要扎根于“泥土” ,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才有它的生命力。

基于这样思考,吴彤章请来了本地的一些老匠人(如搞雕花床的木匠、砌灶头的泥水匠、擅长玻璃画的老画工等)参加农民画创作学习班,通过创作实践,发现这些老匠人虽然没有自然主义倾向,但在他们心中都有一套行业的老套套,也就是有一套制作的程式框住了他们的创造意识,创作出来的农民画作品显得“古腔古调” ,缺乏时代气息,也缺乏艺术个性。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而工匠习惯于照着粉本依样画葫芦。事实又向吴彤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搞农民画创作,到底是哪些农民比较合适呢?尽管此时的金山农民画创作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在一期期的农民画学习班培训过程中,吴彤章积累了一些辅导的经验,也在思考选择怎样的对象才更合适农民画创作。

1977年,吴彤章等美术辅导老师组织了一个民间艺术“采风”活动,他们来到沪浙交界处的枫围乡,在那里发现农民家中有很多精心保存下来的刺绣、剪纸等传统民间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光彩夺目,技艺精湛,特别是曹金英所绣的鱼、鸟、花、虫、人物等,从完整的形象出发进行夸张变形,突出物体的特征,配色不受自然局限,构图不分远近,富有装饰效果。他们从中受到启发,决定从丰富多彩的刺绣、挑花、剪纸、灶头壁画、蓝印花布、泥塑、木雕、砖刻等民间艺术中吸取艺术营养,并将之运用到农民画的创作中。于是,他们物色了一批能织善绣的农村妇女参加农民画创作学习班并加以引导,激发她们潜在的创作欲望和生活中长期积累的审美体验。在这一批人中,阮四娣、曹金英、陈芙蓉和曹秀文等后来都成为金山农民画作者群体里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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