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画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前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

两个发展时期的农民画虽然各有特点，但与乌鲁木齐美术培训第三次改革开放时期的金山农民画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从表现的内容看，前两个时期的农民画基本上是反映当时的生产和社会政治活动，社会主流意识在画面占统治地位；从表现的手法看，前两个时期农民画景物造型都是比较写实的，特别是户县农民画，当时有向专业靠拢的倾向，所创作的作品犹如单线平涂的年画，缺乏一种农民自身的表达语言——也就是金山农民画的民间风格和乡土气息，这个差异是时代所造成。

金山农民画和全国其他省市农民画一样，早在50年代中期已经起步，到了60年代末，枫围公社胜利大队党支部曾组织几位农民绘制“三史” （社史、村史、家史） ，开展阶级教育。1974年户县农民画到上海展览，掀起上海郊县的农民画创作热潮，从当年4月开始，金山县文化馆举办数期美术培训班（当时叫农民画学习班） ，参加者为有一定文化、接受能力较强的青年农民和下乡知青（也有少部分城镇青年） ，培训模式是以“创作带基础” ，也就是没有安排专门的素描或色彩课程，学员与辅导老师一起研究琢磨，明确一个创作题材，再去搜集素材（如外出写生或寻找现成的图片文字资料） ，构思草图，最后几经修改勾线涂色。作品模仿户县写实主义的年画风格，内容上与当时工农业余绘画相仿。经过培训，这些青年在造型和构图技能方面提高很快，而在创作方面缺乏生活气息和乡土味，农民群众看了没有亲切感 ，由此促发当时在县文化馆主持群文美术工作的吴彤章开始思考农民的审美趣味问题。

1976年10月，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7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开始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美术界开始了“形式与内容”的讨论，主张艺术创作应追求美学本质，从政治宣传工具中解脱出来，在艺术创作中“去掉艺术中的非艺术成分” 。这些新的艺术主张既是对“文革”美术的一种逆反，也是对艺术审美功能的一种呼唤。这种思想既影响到专业画家的创作，也影响到农民画的业余创作活动。金山农民画的组织者、辅导者们由对政治形势的敏感转向对文化形势的敏感，农民画也开始向艺术的本位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