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画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要了解中国农民画的产生和发展，乌鲁木齐画室必须要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从此形成了新中国“大众化”的文化传统。同时，新中国群众文化工作又受左翼文艺思潮中“文艺大众化”理念的影响，由“化大众” （即以艺术的方式影响大众、教育大众，以理想主义的观念改造国民性）走向“大众化” （文艺具有明确的大众指向和来源，由大众直接参与） ，群众美术运动蔚然成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继北京和浙江之后陆续建立了群众艺术馆，紧接着各地基层普遍设立地区群众艺术馆及县、区人民文化馆（后改称文化馆） ，担负起政治宣传、城乡扫盲、科学知识普及和指导群众文艺活动等重任，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直接面向农民。在具体指导农村群众业余美术活动的过程中，江苏邳县、陕西户县等地文化馆实践了“农村俱乐部” 、 “农民美术组”的构想，这些农民美术组在合作社党支部的领导下，选择艺术的形式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生产服务，把官方主流意识转换成图画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 。

中国农民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产生的。中国农民画的产生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政府文化机构倡导扶持，再由文化精英（即专业画家）对农民进行培训辅导，从而产生农民画。因此，郎绍君先生认为农民画是一种“亚民间文化” ，它区别于原生性的民间文化，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交互作用（即通过辅导中介）所产生的。

因为中国农民画具有亚民间文化属性，所以有三种因素制约（也就是说限制着并推动）着它的产生和发展。第一种因素是政府文化机构和上层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农民画产生的原动力，政府的主流意识通过省、市、县各级农村文化机构对农民画创作进行扶持与干预。 第二种因素是农民画的组织者和辅导者。在农民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没有辅导就没有农民画的，有什么样的辅导就有什么样的农民画” ，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忽视了农民画作者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展现） ，但事实上，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农民画辅导者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农民画的风格特色。因此，辅导者对农民画创作的制约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第三种因素是农民画创作者自身，他们生长在农村，民情风俗、民间文化自幼耳濡目染，他们自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对生活的观察理解，有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梦想。这在他们创作农民画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成为他们潜在的艺术品质。